第89章文化大革命剪影

1966年，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席卷全国。全国上下掀起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热潮。红卫兵小将们冲出校门，穿上草绿色服装，胸佩毛主席像章，手臂戴上红袖章，手持毛主席语录，斗志昂扬，走进工厂、机关、集镇、街道，高呼“造反有理”、“横扫牛鬼蛇神”、“打倒三家村、四家店”、“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口号，后来发展到烧毁旧书籍、抄家、砸寺庙、砸祠堂。不少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大量优质文化典籍、书刊被毁，千家万户神龛被当作四旧拆掉，屋檐、柱上雕刻、传统艺术、木刻被毁掉，全县被查抄的共555户，被查抄财物及艺术品共558件，县城的文庙等古建筑、有几百年历史的文物被砸毁，所有的牌坊、碑刻被捣毁。首先是教育、文化部门开始遭受灾难，以对集中揭发批判“三家村”、“四家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为名，秀山全县有114名中小学教师被打成“黑帮”、坏分子，其中78人被处理回家劳动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中，宿成清是县委、政府8名正副书记、正副县长中受冲击最大、时间最长的受害者之一。

宿成清是1965年5月从洪安区委调县政府任副县长的。1966年5月16日，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通知下达后，我县与全国各地一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县委决定成立“文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县委副书记况于森任组长，宿成清任副组长兼文革办主任。

到10月，涪陵地委通知各县组织红卫兵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由文革办负责，从全县几所中学选派推荐身体好、学习成绩优秀的红卫兵代表，再报县文革办备查，每校由2—3名优秀教师带队，全县共推荐了120多名师生组成秀山分团。总团团长是涪陵地区行署秘书长王明华，地区团委书记殷明清任副团长，地专机关组成一个分团，全区共11个分团，县委决定由宿成清任秀山分团长，随同的有文革办张光清、石宗奎，县医院抽调一名医生，从秀山出发，到涪陵地区集中后，在重庆乘火车到达北京，住北京市工会招待所。

到北京后，每天分别到各大专院校、团中央等机关参观、串联。10月4日接到通知，毛主席将在10月6日接见我他们。经过两天的队列训练和纪律学习， 6日清晨早餐后，步行至天安门广场。因人多拥挤，直到下午两点才到天安门前，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大会由副总理陶铸主持，周总理领导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从东至西向红卫兵和干部群众招手致意。同学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接见时间长达几个小时。

离开天安门时，他们的队伍就走不动了，场面很混乱，大多数人被挤散了，有的学生鞋子也被踩丢了。回到驻地清点人数，少了一个女生邹新芝，随即将工作人员与年龄大一点的学生组织起来，分成几个组到天安门附近去找，直到晚上12点才将邹新芝找回来。当时北京城大街上贴满了打倒刘少奇、陶铸的标语，毛主席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处可见。

10月7日，涪陵总团乘火车回到重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到涪陵，地委书记李培根召集各县带队的开会，动员他们要立即回县，于是从涪陵回到秀山，到南门受到县级机关干部和群众的迎接。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开始，酉阳师范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就没有回来，分别到沈阳、哈尔滨串联去了。这时外地串联的学生也陆续到达秀山。县级机关各单位、农村各种各样名称的“战斗队”像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很快城镇机关、乡村大小单位夺权斗争开始，原有的各级领导班子先后瘫痪。

与此同时，中央又提出“三支两军”，部队陆续介入支左工作，1967年2月由驻秀7822部队与人武部共抽调干部44人（团职10人，营职16人，连职以下18人）支左，对公、检、法、邮政、粮食等重点单位实行军事管理。

当时派驻县委的军代表是7822部队副政委王修林和人武部副部长孟瑞新，当时县委、政府的8个正副书记和县长，除县委副书记敖仁良、政府副县长李宗枝2人外，其余6人全部被解除职务。

1967年2月，在部队军代表的指挥下，开展三月镇压反革命运动，抓了一批人，后不久又释放，放出来后在全县闹得更凶。以余方为首的红联司少数几个人策划了一个况于森、宿成清死党，称之为所谓的“况宿死党”。

从此宿成清与况于森成了全县的头面人物，完全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由专人看管，工资停发，全家无法正常生活，子女被迫送乡下投亲靠友。整天除大小会批斗外，还要写检讨，不仅在县城机关要接受批斗，而且还有专人押送宿成清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洪安、峨溶、龙凤和他的家乡龙池巡回批斗，挂黑牌，戴高帽，挂钢板，画花脸，下跪，坐“喷气式”飞机等等，多次游街示众，惨遭毒打，有两颗门牙被打断。

在游行中，宿成清被背迫着稻草人最大走资派，从秀山县城一直走到官庄与红岩乡交界处的长春洞，批斗完后又由长春洞经官庄游街背回秀山，最后下放洪安镇岩庄坪“五七干校”监督劳动。除接受批斗外，由专人看管并强迫挑大粪，修自来水厂，前后长达3年之久，经历大小批斗会多达100余次。

在三年最困难时期，党把宿成清派到两个最边远最困难的石堤、洪安区去工作（1960年到石堤区，1962年到洪安区）。特别是洪安区灾情最严重，人口外流，死亡人口最多，人民生活处于最困难的关键时期，他经常深入到田间地头，了解群众疾苦和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实际问题，平时除到县上开会外，就在洪安贵塘村一队蹲点，将被条搬到点上，与群众同吃同住，白天下地劳动，晚上除开会外，都与群众座谈，走访了解情况。洪安大队1队劳动力损失严重，全是十来岁的小孩子，当时唐世元队长被人们称为娃娃队长。宿成清经常与他们一道下地犁田打耙，打谷时，没有人扛得起斗，宿成清就为他们扛斗一起打谷。在新修洪安美其贵塘大堰时，宿成清将被条搬到工地，与群众一道拦河扎坝。当时冬天非常寒冷，他带头与民工下水清理坝基，并立下规矩，每个乡每个月必须去一次，每半年要到每个大队走一遍，一年每个生产队都要去一遍。洪安区的老百姓说：经常见到他脚上穿双水草鞋，当官不像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将宿成清弄到洪安和峨溶批斗，批斗时会根本开不起来。记得在洪安街上批斗时，开始有几十个人，中途便陆陆续续走了，会场冷冷清清。白天开完批斗会，晚上就有人在洪安派出所（当时是押宿成清去洪安的造反派驻地）门口贴上两条标语，一幅是：“谁在最困难时与我们同甘共苦”，另一幅是：“谁在烈日下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后来，造反派把宿成清送到洪安岩庄大队黄泥堡生产队监督劳动时，群众送来鸡蛋、红苕和橙子安慰宿成清。接着造反派又把宿成清押送到峨溶街上去批斗，群众不但没有批斗他，反而把矛头指向主持会议的造反派某某人说：“你斗他，各把你屁股上的干屎擦一擦。”结果批斗会开不下去，只好草草收场。

通过上述事实，使宿成清深刻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最关键时刻能分清大是大非，使他更加认识到我们党的各级干部要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得民心者得天下是永远的真理，这也让他更进一步加深对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一直到1968年的秋天，涪陵地革委通知各县尚未解放结合的县级领导干部，集中到涪陵地区学习，宿成清才与胡继忠、冉海光、况于森、曾胜富到地区学习。不到一个月，又接到省上通知，县以上未解放结合的领导干部要集中到省上办学习班，于是他们从涪陵又到了省革委学习班，住在四川大学。学习几个月后，中央“12·5批示”下达，要大量地解放干部，当时县革委主任、0063部队副政委肖永谦到省上开会，传达“12·5”指示，通知宿成清与冉海光参加会议，到省委锦江大礼堂听取省革委主任梁兴初传达贯彻“12·5批示”，报告讲话精神是要解放一批干部。

通过几天的学习，散会后，通知宿成清与冉海光两人回到秀山。县革委在大礼堂召开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大会，由县革委主任肖永谦主持，冉海光和宿成清在会上作了检查。

最后，肖永谦根据“12·5批示”精神，宣布二人正式解放出来工作，并任县革委常委，后任副主任。

出来工作后，县上工作仍然受到余方等一伙人的干扰，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县委常委会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为了躲避干扰，县委常委曾到边远山区开会，如峻岭的百岁、石堤的海洋、梅江的中溪等。

当时宿成清在孝溪水库负责工程的扫尾工作，白天通知他到县革委礼堂接受批斗，批斗完后又回孝溪水库。

县委的正常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当时联司、联总两派斗争非常激烈，高音喇叭安装在政府大楼屋顶上，白天晚上打口水战，把武装部的武器拿出来武装所谓的造反派，把拖拉机开到政府大院当坦克，机关枪架到政府大门口楼上。

1967年8月，为了防止武装部武器仓库被冲击，预防武器流入社会，涪陵军分区通知把武器运送到涪陵军分区，8月9日由驻秀7822部队团政治部主任成照雄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又从县属机关、企事业单位抽调了一批所谓的造反派，一同将武器押运到涪陵军分区。在返程时，路过涪陵的龙潭遭到伏击，负责带队的成照雄等28名战士和从地方机关企事业单位抽调的农业局刘作民、刘顺坤，水电局李锡元、黄良育，县纪委杨再军，公安局宋学义，县联社刘召元，印刷厂晏廷辉和72队驾驶员罗助之、计委杨昌九、土产公司周洪清、拖拉机站颜克明、农机管理站杨秀林、妙泉木材站陈启东等共计40余人被打死，历史上称为“8·11”事件。

面对1966年“一月革命”风暴，全国处于一片混乱的严重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于稳定当时的局势、减少工农业生产的损失，保护国家重点单位和物资起到了任何组织难以起到的作用。但在支持“左”派革命群众问题上，时而支持这一派、压那一派，时而又支持那一派、压这一派，实质上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使两大派群众组织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升级，全国处于混乱状态。

驻秀部队支“左”领导小组，文革初期支持“秀山无产阶级造反总部”（简称“联总”），压“秀山无产阶级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在“三月镇反”中（全国称“二月逆流”），以“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冲击公检法”、“打击迫害革命领导干部”、“搞武斗”、“搞阶级报复”等为名，将“联司”群众组织解散，其中一些头头和骨干打成“现行反革命”，残酷批斗，有的被逮捕入狱，多达300余人，其中有机关干部、教师、工人、职员、农民等。

中央碰头会后改为政治局生活会，实为批判会的消息和中央军以上干部会议精神传达到秀山后，秀山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转而又支持“联司”，不支持“联总”，将“联司”的组织恢复，将被打成反革命的“联司”头头和骨干、被捕入狱人员一律无罪释放，并为其彻底平反。这批人出狱后，被称之为红囚徒，受压者就是“左”派。此后受压的“联司”为发泄“三月镇反”挨整的气，以肃清三月镇反流毒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为名，对“联总”群众组织的头头、骨干大小会批斗，也出现一些错误的过火行为，“联总”等群众组织不服，就组织群众与之对抗，造成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联司”提“文攻武卫”的口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指挥部设在政府大院，将武装部仓库的武器发给“联司”的群众组织，将拖拉机开进政府大院当坦克。“联总”也设立指挥部，指挥部设在中和区委院内，双方的高音喇叭昼夜吼叫不停，攻击对方。邮电大楼的围墙上安上电网，造成触电，打死一名无辜群众事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混乱中也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受害者，仅秀山驻军在三支两军中有几十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全县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干部有林业局副局长文兴裕、龙凤区委副书记张长富、梅江区副区长杨寿昌、粮食局南下干部敦宝珊、县供销联社干部蔡德荣、生资公司经理李长伟。现回想到文革期间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力、物力的重大损失记忆犹新，永远难忘！

在秀山人民蔑视造反派、拥戴宿成清的时候，大学生赤云一行从秀山过了一趟路。

赤云是1965年考进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第二学期的文艺理论课批判《海瑞罢官》，后来逐渐发展到“停课闹革命”，批判“牛鬼蛇神”，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看大字报，写大字报。过后学生开始分成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所谓“造反派”就是主张揭发批斗各单位的乃至省市委主要领导人的一派，他们称其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皇派”是思想比较保守的一派，他们中的多数人主张对领导要看是否真有错误决定是否批判，只有少数人是受当时的领导人指使宣传无条件地保护当时的各级领导人。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的家，并把这些人弄来批斗后带高帽子游街，搞游行和到省市委门前静坐示威。再后来，造反派又分成若干派别，相互争夺从“走资派”那里夺来的权力，并发展到从地方部队那里夺枪进行武斗。

赤云属于保皇派，但他既不主张无条件地保领导，也不主张无根据地批斗领导。他认为一个领导是否倒台，完全在于他自己，他自己没有大的错误，别人是打不倒的；如果确实有严重错误，别人想保也保不了，纸包不住火，有了严重错误或者罪行，终归会被揭发出来，他的倒台是咎由自取。

所谓的“牛鬼蛇神”，是指1957年划成的右派和各种有历史问题的人。有的教师被人诬陷也被说成“牛鬼蛇神”。中文系的女教师宋元谊受到了无端的批斗，她承受不了，就跳楼自杀了。

1966年9月，全校师生坐火车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大家都发了红卫兵袖套。到了北京后，主要进行队列训练，每排150个学生，男女相间手挽手齐步走。9月30日晚上，各校在事先指定的地点坐下休息并带了第二天早上的干粮。天刚亮，大家就起来吃干粮等待号令。大约9点钟开始游行，到天安门时，赤云看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毛主席神采奕奕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原先整齐的队列就混乱起来了，过了天安门就完全乱了。

在北京期间，赤云他们到各高校去参观，还参加了高校举办的一些批斗大会。在清华批斗的是教育部长蒋南翔，会上发言人说他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具体情况已经记不清了。后来听了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的报告。他的发言，主要是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以及他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的情形，其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

从北京回来后，学校慢慢地转入停课闹革命。先是边上课边开展运动，也就是在上课的同时，写批判文章，看大字报。再后来全面停课，红卫兵大串连，他们坐车可以不买票，天南地北到处跑，钱用完了就到接待站去借。在周恩来总理号召步行串连，要经风雨、见世面时，在何思成老师的带领下，赤云等八个同学（唐麒麟、任国文、黄鸣志、韩自川、赖少卿、张文珍、王光先、黄智生）和68级的五个同学（李克武、欧治平、罗泽兵、梁丽秀、庞淑绢）一起组成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从四川师大出发，经重庆、酉阳、秀山进入湖南，直到毛主席故居韶山。他们扛着“四川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旗，打着背包，带着油印机，边走边散发传单和毛主席语录卡片。开始每天走80里路，后来能走到100多里路。到了住处，就帮接待站的同志扫地、挑水，还敲锣打鼓搞文艺宣传。主要是向围观的群众宣传他们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况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五月十六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也演当时一些时兴的节目，如对口词《要文斗，不要武斗》，舞蹈《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毛泽东思想放光芒》、《全家学毛选》、《四老学毛选》，唱毛主席语录歌，等等。

任国文同学懂得一些医学，路上遇到生病的人他还给别人看病，有时也用自己买的剪子给别人理发。湖南茶洞有几家农民的房子被大火烧毁，他们送了15斤粮票、几件衣服、一梱毛主席语录卡片，4个挂在胸前的“为人民服务”语录牌，八本“老三篇”（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编在一起的书）。

四川秀山县洪安区的社员也敲锣打鼓地给他们送去了粮食和衣服。他们的做法得到接待站和其他一些人的赞扬和帮助，在酉阳，接待站和川剧团的同志在他们出发时，自发地来欢送他们，替他们背背包，送了十多里路，最后洒泪而别。酉阳县龙潭中学的红卫兵潘继承，从酉阳龙潭直送他们到溪口水银厂，有几十里。在向秀山前进时，秀山农业中学的学生到十多里路外来迎接他们。

从成都到重庆，用了十天的时间。在铜梁，他们参观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刚开始的七天最困难，脚打起了泡，每走一步都疼痛。然而过了七天，泡变成了茧，走路不再困难，越走越带劲。有趣的是到达秀山洪安区的这天，路程是：四川-贵州-四川。在属于贵州的地盘写着“向四川看齐”的大标语，在属于四川的地盘写着“向贵州看齐”的大标语。在洪安，他们还遇到了湖南大学要步行到重庆、遵义的小分队，他们送了湖南大学小分队一本韶山展览馆馆长介绍毛主席一家进行革命活动的资料。

在湖南泸溪县，遇到当地剧团演出话剧《杨立贝》，剧情大概是说有个叫杨立贝的农民被地主盘剥得活不下去，就逃到深山开荒种出庄稼过上了好日子。赤云他们认为这个剧有问题，它宣扬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于是，就串连了四川大学、贵州江口中学、中南矿冶学院等八个单位的红卫兵，成立了临时联合领导小组，向县里借来剧本，探讨剧情，编写批判提纲。晚上看完戏剧，各单位代表就上台作批判发言，说这是一株大毒草。最后县委宣传部李部长在会上承认了这出剧是毒草，并作了检讨，提出了消毒的措施。

第二天，他们还写了批判《杨立贝》的大字报贴出。

他们从四川洪安进入湖南，后来经过的地方是：茶洞、花垣、排碧、吉首、潭溪、泸溪、沅陵。本来，他们是要一直步行到韶山的，但是中共中央关于步行串连的补充通知说1966年12月20号以后取消免费坐车串连，为了赶在此前坐车回校参加斗、批、改，因此不再步行，改为坐车，从沅陵坐车到常德，再从常德坐车到长沙，然后到韶山。

他们大概是1966年11月7日从四川师大出发的，于12月17日结束串连，历时40天。

串连回校后，造反派因争夺权力，各派之间发生了武斗。一天，赤云进城去，在盐市口，见停有许多卡车，坐满人便开走。赤云出于好奇，也没有问清楚是什么原因就爬上一辆车，到了才知道是大家看造反派进攻132厂。132厂是个军工厂，里面的工人全是从部队转业的复员军人，他们的组织是“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产业军虽然是转业军人，在部队训练有素，很善于搏斗，但人数是固定的，而造反派人多，且络绎不绝地得到补充。因此，这场武斗非常惨烈。开始是在厂外进行的，双方拿着木棒、梭标之类撕打，进行拉锯战，你攻过来，我打过去，很像电影中古代的两军对垒。围观者站在远处，眼看着有的人被打倒在地。由于“产业军”人数有限，又得不到休息，打了一段时间就被迫退到围墙内。造反派有的翻墙进去，又被打得从门口退出来。后来，他们就几十个人一起齐力推围墙，竟把围墙推垮了。后来“产业军”就退到楼房里，造反派就一层层攻打，直打到楼顶上。看到有的被打倒在楼顶上，触目惊心，心惊肉跳。看的人比打的人还多。看着，看着，突然围观者像潮水似的往后退，因为“产业军”开枪了！

与赤云同年级的侯显亮同学冲在前面，参加了武斗，被枪弹击中，死了。赤云也就跟着往后退。回到城里，人们传说“产业军”要停水、停电，一片恐怖。后来，学校开会，校革委宣布侯显亮为烈士，给了前来开会的侯显亮的父亲一些钱作为抚恤金，金额已记不清了。他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看样子很激动，没能讲出话来。侯显亮如果不死，想来也像赤云一样已经退休了，他的父亲或许能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但他却那样死了，真可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