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龙潭虎穴斗智斗勇

1946年底，李昇震、韦莹两同志经川湘公路安全地撤往湖南再去福建。

邓照明和谢书年撤离的路线是沿川湘公路西行，黔江是一站。

12月19日上午，天气阴沉，细雨蒙蒙，刘兆丰、李昇震等几个人将他们2人从学校后门送上汽车，邓照明留心观察了一下，似乎还未发现追踪的特务。出乎意料的是木炭汽车开到酉阳县龙潭镇时出了机械故障，在龙潭住下，等了两天，第三天早晨才有汽车到酉阳。

到酉次日（1946年12月22日）早晨，邓照明与谢书年应邀到老同学冉叔舟家去，他家在县城正街的一个深院内。他们刚入席，酒未开樽，突然有人敲门，随即进来一个穿黄呢军装军官模样的人，身后有几个持手枪的士兵。这个军官说，他是酉阳的警察局长，奉黔江绥署政治部打来的电话，通知邓、谢两位先生去政治部谈话（很显然这是逮捕他们）。邓照明说，我们是秀山中学的教员，放寒假后回家路过此地，我们教书的人和黔江绥署政治部毫无关系，我们不去。这位警察局长拉下脸来，露出凶相说：“我们是奉命办事，不去是不行的。”说完押着他们离开冉家，走出深院。

这时，邓照明发现街上及冉家附近，已经布满了穿黑制服的持枪警察，可能是一连人，警察局长派一名警官、4名警察，立即押解他们去黔江，他们被押上川湘公路上的长途汽车，汽车开得很慢，天黑才到黔江。

    到黔江绥署政治部后，主任范龙骧出面说，大意是：你们的政治问题复杂，要严格审查，先住下再说。随即将他们关进了一个关人的临时地方，在绥靖公署机关进大门两侧的楼上与楼下，有七八个房间。最初被关进去的几天，情绪动荡，安静不下来，后来考虑这样不行，要想好和准备好口供，应付被提审。

    过了几天，没有被提审的动静。12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刘兆丰被捕押送到黔江绥署来了，大约几天后，谢若英同志也被捕来，关押在楼上邓照明头顶那个房间里，于是，他们在秀山一起工作的6位同志，除李昇震、韦其莹走湖南撤出去外，其余的4位地下党员都一起被关押到黔江绥署政治部来了。

四人被解送到黔江县城的伪川黔湘鄂绥靖公署，由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范龙骧（军统特务、解放后被镇压）主持审讯。敌人由于拿不到地下党组织的真凭实据，只得以莫须有的材料进行讹诈。

四人都被解送到设在黔江县城的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关押审讯，此时社会舆论哗然！

重庆、成都各报均刊登消息加以揭露，如重庆《大公报》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三日第三版左下角即刊载了一条“人权保障何在？秀山县中学校长教员无辜被捕月余未释”消息。成、渝其他各报，如成都的《华西日报》、重庆的《民主报》等，均纷纷登有类似的消息，加以揭露，有的还写了《短评》。

1947年春节一过，同学们回到学校，一件使大家震惊的事发生了。寒假期中，我们敬爱的校长和老师刘兆丰、邓照明、谢书年、谢若英4人分别在返渝途中和在秀山家中，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共产党嫌疑”将他们逮捕。这消息对我们来说太突然了，这究竟为什么？反动派要干什么？我们将怎么办？这是他们首先想到的问题。

这严竣的现实对党刚刚建立的“稚心社”来说，是一次严重考验。退缩吧，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到书斋再埋头读书，也极难做到。

稚心社几个核心成员几经磋商，大家认为，魔爪既已伸进学校，没有什么可怕的，谨慎行事就是了。开学后，除在新来外籍教师中找我们的新领导外，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对原社员的提高上。学习资料除书年老师留下的一部分外，还发动大家，从进步老师和同学处，从县民教国书馆中找来华岗的《社会发展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奴隶社会》，翦伯赞、吕振羽、邓初民、柳堤等人在《中国近代史论丛书》、《政治经济学丛书》上的文章，还找到了不少进步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马凡陀的《山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矛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胡风编的几期《呼唾吸》杂志。

整个学期，他们都在贪婪地吸收这些营养，还定期进行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他们讨论过，“从沈崇事件说明什么？”“为什么要认真学习历史”，“从货币的起源看法币的贬值”、“对一二一事件我们应抱的态度”等问题。

他们在外籍教师中寻找新领导的同时，受中共四川省委派遣来秀接替刘兆丰同志工作的中共党员周文（在秀化名周国梁）、李一平（在秀化名王晓鸣），也在找他们。

因省委得知秀山党组织遭破坏后，一方面大力营救被捕同志，另一方面，通过关系，再派党员和“民协”（党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前身，全称是“民主青年协会”）会员岑本钧、周纯来秀坚守阵地。

周、王等老师只知前任特支在秀山时间较长，有一定工作基础，急于找到稚心社，以便尽快立下足来，开展工作。由于共同的愿望，他们很快互相接触，党的地下组织对稚心社政治上很关心，工作上很支持，鉴于党组织刚受到破坏，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都得重新审查，两者之间还没接上组织关系，这对每个社员能否坚持革命是个考验，对稚心社组织能否独立作战也是个锻炼。

邓照明等四人被捕后，在潘文华军部（国民党五十六军）任上校军实科长的地下党员明昭同志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上级党组织通知上层统战关系积极营救，一方面把被捕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出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向敌人施加压力。如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三日的重庆《大公报》第三版即刊载这一消息，成渝其它报纸也纷纷登载类似消息加以揭露，有的还发表短评。

重庆《大公报》刊登的秀中学生文章

人权保障何在

秀山中学校长教员无辜被捕月余未释

编辑先生：

县立中学现任校长刘兆丰，直接间接的拉来了很多优秀教师，对校务的改进也不遗余力，学校的声誉因此蒸蒸日上，这是我们秀山全县人士共所赞誉的。但是因为他和他所聘来外籍教师们，努力过度，锋芒太露，因此遭到地方上一般恶势力的嫉妒，于是在本学期里，由他所聘来的教师便各自东西，殊知到重庆去的邓光宇、谢书年两先生，行抵酉阳时即遭扣留，继即解到黔江绥署，随后校长刘兆丰及教师谢若英，亦先后被捕解黔，迄今行将一月，还不见有一点消息，并且听说还在追捕其他已经离去的教师哩，希望贵报公布真相，并请主张公道，专此顺颂。

                           秀山中学一群学生谨上

                                  一月二十日

与此同时，通过民盟做潘文华的工作，1947年3月潘文华以一无证据、二无口供为由，责成地方人士取保释放。

取保容易，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发挥了作用。取保程序与杨通惠有关。

杨通惠（1916-1990），土家族，秀山县里仁乡人。1925年，九岁的杨通惠随父亲杨静轩（在重庆广益中学教学）到巴县、重庆市读小学、中学，1935年毕业于川东师范学校。杨通惠由于学生时代文笔出众，常写通信稿件，于1936年被重庆市《文化厅》刊物编辑聘任为驻会编辑。这段时间，秀山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师资力量缺乏，杨通惠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于1938年辞去编辑职务回到秀山，先后在里仁小学，文庙小学、火神庙小学任教师、校长。1940年8月，秀山施行“三位一体”的制度（即乡镇长兼任小学校长和国民军队长），杨通惠受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涂逸之所聘离开了学校，作国民党秀山党部宣传干事。不久，在彭水主持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吴纵言又把杨通惠抽去彭水县财政科任科员，大约一年左右，杨通惠又随吴纵言回秀山，吴纵言任国民党秀山县党部书记长，杨作党部宣传干事，后任秘书。1943年10月，秀山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选举吴纵言、杨通惠、涂逸之等人作党部执行委员。1945年吴纵言书记奉调酉阳，杨通惠就接任书记职务，直至1949年秀山解放。

    杨通惠在任书记长期间，国民党的威望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在我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已不高了，而在四川，国民党虽然严加统治，但是在国民党组织内部也不统一，作为书记长的杨通惠为了应付国民党的上级检查，仍履行书记长的正常工作，发展了一些国民党员。县临参会成立时，他兼任临参会的秘书。1946年，县参议会正式成立，杨被选为参议员兼秘书。

一日，时任县长彭述信在秘书的枕头下发现右上角有红三角的共产党书刊，就对参议长熊绍韩说：“议头（议长的惯称），我怀疑秘书他们几个与地下党有往来，秀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们几个人（其中有杨通惠、周之桢等）在看共产党的书籍。”

不久，特务头子范龙骧以突击行动把共产党的秀山地下党员刘兆丰（秀山中学校长）、教员邓照明、龙潭中学女教师谢若英和陈某逮捕，解送黔江绥靖公署。社会舆论非常，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县参议会和县党部出面保释刘兆丰夫妇。参议长熊绍韩、党部书记长杨通惠都在保释书上签名盖章，杨通惠还活动黔江县参议长谈国材（杨与谈是川东师范校友），要求谈议长找潘文华（绥靖公署主任）想法营救刘兆丰夫妇。时过不久，绥署通知秀山，黔江两参会具保释放刘兆丰夫妇。刘兆丰夫妇特回秀山表示感谢。

在此情况下，敌人感到非常尴尬，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范龙骧亲自出马和四人面谈（邓照明、谢书年两人也参加了）。

范龙骧说：“我们找你们到黔江来，并不是逮捕你们，而是传讯你们，我们对你们的生活也非常优待，但最近重庆的报纸却对我们横加攻击，这是没有道理的，希望你们写个声明去更正一下。”

刘兆丰当时不但拒绝写这个声明，并且抗议说：“你们不是逮捕我们，为什么我们失去了自由呢？如果不是逮捕我们，就赶快释放我们，恢复我们的自由。”范龙骧听后恼羞成怒，斥责受害者的态度十分傲慢。

范龙骧、王用修等人，是蒋介石的中统特务机关派到地方军队里来的，他们的任务，除了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活动而外，也要监视地方军队的活动，防止他们背叛。其实潘文华早就和民主同盟挂上钩，范龙骧等人是乘潘文华本人不在黔江的时候对他们下手的。

在1947年3月初，刘兆丰、谢书年和邓照明被强制搬到政治部机关去住，谢若英是怀孕妇女，住进了军方的医院。4月初，主办谢书年案子的朱远志科员对邓照明说，绥署要移防宜昌了，你们的案子也快结束了。又一天上午，政治部的秘书谌龙来对邓照明说，黔江县中打算聘请你们（邓照明和谢书年）去教书，你们愿不愿意。

他们急于想离开政治部这个是非之地，下一步如何办（回重庆又缺路费）还未安排好，先去黔江县中过渡一下也好，于是他们同意去黔江县中。第二天临行，范龙骧出面招呼了一下，并说他们将去宜昌，说你们去黔中，政治部会托黔江县级机关“关照”你们的。他讲的“关照”是什么鬼名堂，邓照明和谢书年自然应当提防。就这样，4个多月的关押审查结束了，他们也总算是出狱了。

邓照明和刘兆丰商量：刘兆丰与谢若英先回秀山老家，我和谢书年去黔江县中，然后尽快设法去重庆，找到党的组织关系。

刘兆丰等出狱后，于1947年上半年回到重庆。

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1946年12月刘兆丰离开秀山回重庆。1949年5月，刘兆丰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

谢书年、刘兆丰他们撤退后，稚心社的学生骨干蒋德发、陈清珍等只好转学，因而敌人高兴得头脑发昏。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不仅稚心社的火种在燃烧，而且党组织立即又派来了第二批人马。这一批地下党员共4人，先后到达秀山。

刘兆丰于1947年4月回到秀山,五月底离开秀山；6月底抵达重庆，和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同志接上组织关系。

在刘兆丰离开黔江以前，邓照明同志和他研究，要他设法先去重庆寻找组织关系，找到组织关系后再通知他。他和谢书年就暂时到黔江中学教了几个月书，到了暑假才回到重庆。谢书年被捕后经不住考验，向敌人自首了，并在敌人的威胁下，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按照敌人的“指示”将破坏和谈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的头上，这就是政治上的变节行为。但是他一直没有供出党的组织和党员同志来，他是一个1938年就入党的党员，知道党内的情况很多，可是他一点也未说出，既没有供出他过去熟悉的同志，也没有供出一同在秀山工作的特支同志，否则党组织的损失就大了，刘兆丰和邓照明、谢若英等人的出狱也就困难了。基于这一点，邓照明同志为了不让他再滑下去，所以才不让他单独行动，把他团结在自己的身边，要他一道在黔江中学教书，并和他一道回重庆。

建国后，刘兆丰曾任重庆市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重庆市计委副主任、四川省计委副主任、四川省经委主任、四川省物价委员会主任，全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价格学会会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他长期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保持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几十年如一日，直到离休。此是后话。

    谢书年（1919—1953），又名谢长琮，四川成都人。1945年8月至1946年12月任中国共产党秀山特支（地下党）负责人。

    谢书年在重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秋，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为了开辟酉秀黔彭革命根据地，派谢书年、刘兆丰等人到秀山地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并决定刘兆丰和谢书年两人为中国共产党秀山特支负责人。

    谢书年以秀山中学教师的职业作掩蔽，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6年秋，在谢书年的具体指导下，在学生中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群众组织“稚心学术研究社”，后发展为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地下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特殊环境，采取灵活机智的策略，闹学潮，争民主，与国民党当局作斗争。

    根据中央南方局的指示，谢书年于1946年底离开秀山返回重庆。

    建国后，谢书年任重庆市第一纺织厂厂长。1953年因病逝世。